满满一打

[英]毛姆

没什么事可做，我就眺望一个从远处朝我走来的人。等他走近，我才看出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个子。他走过几步，犹豫一下，转过身来，走近我坐的那条长凳，伸出一只手轻触帽檐向我致意。我注意到他戴着两只破旧的黑手套，猜想他大概是个困窘的鳏夫。

“对不起，先生。”他说，“能给我根火柴吗？”

“当然可以。”

他便在我身旁坐下来。我在摸寻兜里的火柴，他从口袋里掏摸出一包金光牌香烟，可是面色沉了下来。

“糟糕透啦！连一根烟卷也没剩下。”

“我敬你一支吧。”我微笑地答道。我取出自己的烟盒，他拿了一支。

“纯金的吗？”他问道。我把烟盒关上，他顺手在上面嗒地轻弹一下：“这种玩艺儿我从来也留不住。过去我有三个，全给人偷啦。”

他是个干瘪的小老头，两只暗淡的蓝眼珠，满脸皱纹。我说不上他多大岁数；可能三十五，也可能六十。

“您这是头一次来爱尔松吗，先生？”他问我。

“过去也来过。”

“我敢斗胆说一句，我还从来没到过的海滨休养地不多哩，爱尔松数第一。爱尔松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先生。我曾在圣马丁教堂举行过婚礼哪。”

“真的吗？”我轻声说。

“一场十分幸福的婚姻，先生。”

“很高兴听到这件事。”

“那次婚姻维持了九个月。”他若有所思地说。

这句话倒还新鲜，很显然，他要大谈其婚姻史了。谁知他什么也没说，微微叹口气。最后还是我打破这阵沉默。

“看来这儿没有多少游客。你不觉得这有点凄凉吗？”我说。

他转身冲着我，把一只戴黑手套的手往我的胳臂上一搭。

“是凄凉。可就因为凄凉，一线阳光才特别受欢迎。”他把手放回去，站起身来，说：“好了，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先生。很高兴跟您相识。”

他很有礼貌地摘下那顶脏帽子行个礼，就信步走去。

次日下午，我正坐在海边，他迈着蹒跚的小步子朝我走来。这次，他没有犹豫就直截了当坐在我旁边了。

“咱们又见面啦，先生，世界可真小。如果不打扰您，请允许我在这儿歇个腿儿。”

我没等他要火柴，立刻敬了他一支烟。

“我想您大概没认出我来吧。”

“我好像没见过你。”

“我敢说我变样儿了。”他感叹道，“有一个时期，联合王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我的照片。”

“说老实话，真不知尊姓大名。”

他好像斟酌了一下，把手指上的黑手套捋捋平整，瞧瞧其中一个窟窿，然后并非很坦然地转向我。

“我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莫蒂麦·埃利斯。”他说。

“哦？”

他停顿一下，卖个关子，好让自己的身份一经披露更见效果。

“我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重婚犯。”

老实说我自认为自己在跟人顶嘴时，嘴挺伶俐，可现在我却无言答对了。

“我娶过十一个老婆，先生。”他接着说，“大多数人认为，娶一个就够对付的了。”

“那你为什么只到十一个就为止了呢？”

‘您知道，先生，就是这事整天搅得我心烦意乱。‘十一’确实像个可笑的数字，对不？三个嘛，谁都可能碰上，七个也还可以，九是个吉祥数，十个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十一个！这是我深以为憾的一件事。如果能把这个数凑满一打，我倒也无所谓。’

他解开大衣纽扣，从里兜掏出一个油渍渍的皮夹子，从中取出一大卷剪报。那些纸片又皱又脏。他铺开两三张。

我朝手中那篇报道扫了一眼。

“判了你五年徒刑。”

“我认为这太卑鄙了。”这位重婚犯气得满面通红。

“我能看看这些剪报吗？”我问他。

“我给您就是让您看的。您要是看完之后，不认为我遭人诬陷，那就算我把您看走了眼。”我把那些剪报粗粗看了一遍，明白了莫蒂麦·埃利斯为什么那么熟悉英国各个海滨休养地。那些地方都是他的猎获场所。他的办法是，等旺季过后才到那里去，租一套空房。显然，他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结识一个单身女人。她们在证人席上都声明是在海边跟他头一次见面的。一般是在半个月之内向她们浪漫求婚，随后不久就结婚。他耍弄花招劝诱她们把自己的积蓄交给他来保管；几个月后，他借口得去伦敦办点公事，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她们都是一些体面的寂寞女人，资产总数为五百到一千镑不等。反正，不管数量多寡，受骗的妇女个个都给剥得一个子儿也不剩。

我还回他的剪报。他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折好，又放进他那个油渍渍的皮夹子。

“您知道，先生，我一直认为我被人误判了。瞧瞧他们都说了我什么？‘社会上的害人虫’‘不讲道德的坏蛋’。现在，您瞧瞧我。我倒要问问您，我像他们所说的那种人吗？"

“我跟你相识尚浅。”我用自认为相当圆滑的口气答道。

“我怀疑那位法官，怀疑那个陪审团，怀疑社会公众有没有从我的角度考虑过问题。他们这些人有谁想到过我待这些女人的好处？”

“你拿走了她们的钱。”

“我当然得拿走她们的钱。可您知道我为了换取她们的钱，付出什么代价吗？”

尽管他瞧着我，好像期待我答复，可我一声没吭。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他提高嗓门，加重语气地说下去。

“您错了，我是一位慈善家。五年徒刑，他们判了我。他们应该给我颁发皇家慈善协会奖章才对。”

他拿出他那包空了的金光牌纸烟盒，瞧着它，沉郁地摇摇头。我递给他我的烟盒，他谢都没谢一声就取了一支。我观望着一个“好人”同自己的情感在作搏斗的景象。

（屠珍译，有删改）

乞丐

[英]毛姆

我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市中心广场周边的街道上闲逛，不时瞥一眼那些精巧的庭院。最后，在环绕广场的拱廊里阴凉处坐下来，要了一杯酒。

太阳把无情的烈焰抛洒在广场上，奔拉着的椰子树沾满尘土，巨大的兀鹰不安地栖息其上，有时会突然降落地面，叼起几片残渣，扇动笨重的翅膀，飞上教堂的塔顶。我已经给完所有的零钱，只能对那些纠缠不清的乞丐频频摇头。他们不给你片刻的安宁．报童硬要把那些湿漉漉的报纸卖给我，乞丐们苦苦哀求指望能得到点施舍……但是他们随时留意着那个肥胖的警察，他会拿着皮带突然冲过来，照着他们的头或后背狠狠地抽上一鞭子。

突然，我被一个乞丐吸引住了，他的头发和胡子红得耀眼，胡子乱蓬蓬的，衣服破烂不堪，勉强遮体。他的腿和裸露的胳膊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头。在饥饿的人群里他显然最为可怜。他大约40岁，是唯一不开口说话的乞丐，甚至连手都不伸出来，只是凝视着你，让人感到极其不自在。如果有人给他一个硬币，他会向前一小步，伸出爪子一样的手，拿过硬币，也不说一声谢谢，就木然地走开。

他站在我面前，和他站在其他桌子前的时间一样长，用悲凉的目光看着我。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失魂落魄的人，他的外貌有种让人恐惧的东西，神志看上去也不是很健全。我没有什么好给他的，为了不让他白等，我摇了摇头。过了一段时间，他走开了。

傍晚时，凉风再次把我诱惑到了广场上。不久，大量的人群从四周的街道拥入广场，黑色的兀鹰尖叫着从人们的头顶飞过，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啄食，它们就会猛然坠落地面，再从人们的脚下急急忙忙地跑开，我又看到了那个红发怪人，他没有在我的桌前停留。我估计他还记得早晨没能从我这里获取分文，觉得再这么做没有用。我在想他是不是个水手，一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从船上开了小差，逐渐堕落到目前这种令人同情的状况。他不见了。

夜里醒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衣衫褴褛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曾经见过他，但是我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我度过的第二天和第一天完全一样。但我在守候红发乞丐的到来，当他站在我邻近的桌子旁边时，我仔细观察着他。现在我非常确信在哪里见过他，甚至认识他。我不好意思上前招呼他。我为不能把他对上号而恼火，就像你在努力回想一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分明已经在你的舌尖上，却又一下子溜走了。这一天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

新的一天又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广场上，一声不吭。他站在一张桌子跟前，离我两张桌子远，无声地恳求着。这时，我看见了那个警察，他偷偷绕过来，用皮带照着红发乞丐响亮地抽了一下，乞丐的身子一缩，但他既不抗议，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憎恨；他似乎已对这种鞭打的刺痛习以为常，他缓缓移动的身躯悄然融入降临到广场的暮色之中。然而这残酷的一鞭却抽醒了我的记忆，我突然想起来了。

他肯定也认出了我，因为这20年来我的外貌变化不大，这就是他从第一天早晨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桌前停留的缘故。我认识他已经有20年了。那时候我在罗马过冬，每晚都去一个餐馆用餐。餐馆的常客多是一小群来自美国和英国的艺术院校学生。我们经常在那里无休无止地争辩着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话题，他那时还是个大男孩，不会超过22岁；蓝眼睛、直鼻梁、红头发，长得很讨人喜欢。我记得他说曾在美国水果公司工作过，因为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那份工作。由于他过于傲慢，他在我们中间不怎么受欢迎。他觉得我们是一群可怜虫，并对此直言不讳，他不给我们看他的作品，因为我们的赞誉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对我们的批评他则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他极其自负，为了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一切。他那么自信，而这种自信也让他的一些朋友受到感染。

我回想起当时他那种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信心以及目中无人的样子。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确信这就是他，我起身去广场寻找他。我对比着过去和现在的他，琢磨是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带着奢望投身艰难的艺术行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并在生活中找到一处落脚之地，好让自己不被饿死，这太可怕了。我问自己能帮他些什么。我绕着广场走着，天色越来越暗，我担心自己错过了他。我经过教堂时看见了坐在台阶上的他。我走到他跟前。

“你还记得罗马吗？”我说。

他一动不动，也不回答我。他毫不在意我的存在，就像面前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空洞的蓝眼睛落在台阶底层那些为什么东西尖叫着争作一团的兀鹰身上，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色背面的纸币，塞进他手里，他看都没看它一眼，然而他的手动了一下，像爪子一样的细手指握紧纸币，搓揉着，搓成一个小纸团后把它移到拇指上，一下子弹到了空中，落到了聒噪的兀鹰中间。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就见一只兀鹰用嘴衔起它飞走了，两只尖叫着的兀鹰紧随其后。当我回过头来时，那个人已经走掉了。

我在韦拉克鲁斯又待了三天。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有删改）

诗人

（英）毛姆

我第一次读这些诗时才二十三岁，当时迷恋得手不释卷；他的诗句中有种激情，有种英雄的孤傲和斑斓的生命力，一下让我神魂颠倒。因为那些掷地有声的诗句和绕梁不绝的韵律已经和我美好的青春记忆交缠在一起，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读起它们来还会心跳加速。我一向认为卡利斯托·德·圣阿纳在西班牙语读者中的声望是他应得的。当年每个年轻人都能随口吟诵他的诗句，而我的朋友会无休无止地跟我讨论他疯狂的举动、狂热的演说（诗人之外他也是个政治家）、锐利的妙语和他的恋人们。

但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卡利斯托先生一直隐居在他的家乡埃西哈，不屑和这个再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兴趣的世界为伍。正是我说要去那里的时候，迭戈·托雷表示愿意替我引见。

“他现在看上去怎么样?”我问。

“神采不凡。”

“你有他的照片吗?”

“有就好了。他三十五岁之后就拒绝面对镜头。他说他只想让后世见到他年轻时的样子。”

我必须承认，这句话中所透露的虚荣让我觉得十分动人。我知道他年轻时极为俊美，当他意识到青春一去不返时，他创作了一首感人的十四行诗，从中你可以清楚读到曾经被如此爱慕的容颜终于逝去，他所领受的那阵刺痛是多么苦涩，多么冷酷。

当我到达埃西哈的当晚，拿到那位大人物留给我的字条时，我是大为惊异的。他说，迭戈·托雷写信给他，提到了我的行程，如果我能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登门，会让他非常高兴。事已至此，除了第二天在指定时间造访，我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埃西哈也曾有过辉煌，很多白色的房子，石头大门上都有气势雄伟的纹章，因为此地虽僻远，但当年新世界的财富也曾源源涌来，那些勇闯美洲、满载而归的人都选择在此安度余生。卡利斯托先生就住在这样一栋房子里，拉了门铃之后我站在栏杆外，想到这宅邸的确配得上他，心里有些快意。这阔大的石门有种颓败的豪气，与张扬的诗人正相称。虽然我听见铃声穿透了屋子，但无人应答，我摇了第二次、第三次，终于，一个老妇来到了门口。

“你要干吗?”她问。

她的黑眼睛倒好看，但是情绪不佳，我猜她是在这里照顾老诗人的。我把名片递给她。

“我跟你的主人有约。”

她把大门打开，让我进去。她让我在那里等着，之后便丢下我上楼去了。这座建筑的各处比例都很大气，但油漆已经黯淡，地上的瓷砖多有碎裂，墙壁上还可见到多处灰泥大块大块地剥落。这里每样东西都散发着贫寒的气息，却看不出邋遢。院子中间有张桌子，两侧各放一张摇椅，桌上的报纸已经是半个月之前的了。我开始猜想在温暖的夏夜，坐在这里抽烟时，是怎样的梦幻充溢他的思绪。柱廊之下，墙上挂着一些西班牙的绘画，颜色暗沉，画艺拙劣。有几个积灰的雕花立橱四下立着，上面有修补过的瓷质盘碟。

这个场景，再加上我朦胧勾勒的种种联想，和这位浪漫诗人的形象太过相称，我几乎要被这个地方的气魄压倒。这种高贵的贫苦笼罩着他，其美好不亚于他年轻时的不可一世。但现在有些局促起来。我点了一支烟。

我是照着时间来的，不知老先生是叫什么给耽搁了。这种寂静让人有些不安。

我听见有声响，心跳快了起来。我现在有些激动了，等到看见他走下楼梯时，我屏住了呼吸。他一只手里有我的名片。这是位个子很高的老人、非常瘦削，皮肤是旧象牙的颜色。花白的头发依然很茂密，而浓密的眉毛依然是乌黑的，这让他的黑眼珠里闪过的火焰更添了一分严峻的气势。以他的年纪，眼神里依然保有那样的光芒，真是让人赞叹。他的鼻子是鹰钩鼻，嘴唇抿得紧紧的。他不带笑意的眼神落在我的身上，冷静地审视着我。他的衣服从上到下是黑色的，一只手中拿着一只宽边帽。在他的仪态中有种自在和高贵。他完全是我希望的样子，我看着他，终于懂得他是如何深入人们的头脑，触动他们的心灵的。他身上没有一寸不像个诗人。

他进了院子，缓缓向我走来。他的眼睛也绝对像是鹰的眼睛。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个重大的时刻，因为他就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西班牙过往伟大诗人的继承者，我想到了华美的埃雷拉、怀旧和感人的路易斯修士、神秘主义者圣十字若望和艰涩难懂的路易斯·德·贡戈拉。他是这条悠长传统的最后一人，他踩着诗界先辈的足迹丝毫不用汗颜。我莫名地在心里唱起了卡利斯托先生最有名的情诗，轻柔而动人。

我很不好意思。还好我之前准备了该如何跟他打招呼。

“大师，我这样一个外国人能和您结识真是万分荣幸。”

他犀利的眼神中突然有笑意摇曳了一下，严厉的嘴唇也有那么一瞬间被微笑弯成弧线。

“我不是诗人，先生，我是卖猪鬃刷子的。你弄错了，卡利斯托先生在隔壁。”

我找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