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绸之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道路系统，是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原地区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也就是敦煌一带，然后分成三条主要道路：一条称为北线或北道，从今天的敦煌经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塔什干，最后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条为中线或中道，从敦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然后翻过天山经过浩罕，到达撒马尔罕；第三条为南线或南道，从敦煌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南面，经过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到达喀什，然后与中道会合，到达撒马尔罕。当然，撒马尔罕不是终点，继续往西，就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

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由谁开辟?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的开辟者，只能说是早期人类共同开辟的。20世纪60年代，在河南安阳发现一个古墓葬，考古证实墓主人是商王王后妇好。墓里出土的玉器经鉴定用料是和田青玉，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就存在从新疆昆仑山北面到河南的道路了。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他提出，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存在着这样一条从中国古都经过中亚到达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这条路上主要的商品是丝绸。

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外界，并不是中国。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李希霍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也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武帝了解到有一个种族叫月氏，原来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于是派张骞为特使，想说服他们与汉朝一起夹攻，将匈奴彻底打败。等到张骞回来，汉朝已经打败匈奴。之后，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向西域宣扬汉朝的强大和富裕，号召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赏赐给西域各国君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一方面，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长途运输，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又经得起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最合适。这次通西域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并配合着进行一次次的扩张。

所以，丝绸一开始不是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品出现的。不过，张骞出使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进行丝绸贸易呢?因为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古代黄河流域的粮食足够自给，对外没有什么需求，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少了解外界的兴趣，只接受别国的朝贡，并且薄来厚往，重加赏赐，以显示天朝的气派。现在挖出来的那些沉船，里面那么多货物是从中国运出去的，但船主都为外国人。此外，中国历来对边疆地区控制严密，不许老百姓出去，海上也动不动实行海禁。所以，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而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

（摘编自《解放日报》，根据葛剑雄复旦演讲整理）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 “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 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

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

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 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法典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遵循，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现代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充分调动民事主 体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对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作出规定、细化网络侵权责任、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则……民法典全面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充分反映人民意愿，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形成更加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绿色发展等基本原则，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事法律规范的融合，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注入强大的道德力量。通过民法典的施行，以法治承载道德观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必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社会根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民法典的编纂和颁行为契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新华社《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在民法典通过之际》)

美美与共，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个理想，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基于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话语表达，折射的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整体思维方式，通常表述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蕴藏的话语内涵在于，我们在欣赏本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的同时，也应该去欣赏其他民族的文明，将其他文明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在互相欣赏的过程中促进不同的文明达到一种和谐，并呈现为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的本质是和而不同。早在西周末期的史伯就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在中国人看来，不同事物都有其特殊性，也都有其价值性，从来不会以此生彼灭、此存彼亡的单向思维来看待问题。五色不同，交织而成章；五音各异，交响而成乐。世界文明亦复如是。每种文明都有其自我思维的方式和自我表达的话语，它正是民族多样性和世界多样化本身的一种映射，美美与共的文明观正是对此多样性的承认与描绘。

任何一个现代文明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脉络，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叙事逻辑，并通过特定的话语传达出不同的精神气质和风貌。文明的内核是相通的，文明的表征则多种多样。正如苏轼所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折射出的是欣赏者从不同角度发现的各具特色的美，既不能粗率地以高低优劣来判断，更不能以对立竞争的心态来对待。

美美与共理念的提出，得益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和独特的叙事逻辑，展现了中国话语在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方面的能力。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文明，一直以来都富有一种“天下”情怀。无论是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还是法家的“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主张以及道家追求的“藏天下于天下"的境界，无不起合着古人一以贯之的“天下一家”的叙事逻辑，从小处而言要追求家和万事兴，从大处则要追求协和万邦。正是在“天下一家”理念的一贯影响下，中华文明形成了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文化传统。

天下一家，意味着要融合而不要冲突，要协调而不要对立，要互鉴而不要敌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世界各国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不同文明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多元一体格局，因此必须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看待世界文明时强调，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倡导文明之间要美人之英，关美与共，正是对西方长久以来持有的非此即彼理念的彻底纠正和解构，真正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摘编自谷文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