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浪”的赞美为何不被“后浪”买账？

李世佳

①2020年青年节前夕，一段不到4分钟的视频《后浪》引发了热烈的媒体讨论。60后演员何冰的“献给新一代的演讲”诚恳而真挚，长辈对年轻一辈的肯定和赞颂也是令人动容的。现代文明的发展确实带给了年轻人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机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选择。但是，视频的初衷是“来一场不同代际间的平等对话”，却似乎缺少了“后浪”的视角——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多样化的“后浪”的视角，这也许是导致视频引发的激情澎湃渐渐消退之后，引来更多争议的最根本原因。

②以“前浪”的视角来赞美“后浪”，为何依然有人不买账？心理学上有发展利益假说，父母与成年子女有着更多的利害关系，因此，父母会以更加积极但是带有偏见的方式来感知他们与成年子女的关系。这种过度积极的偏见很可能让父母高估他们与成年子女的亲密关系反过来加剧两代人之间的不理解和矛盾。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指出，年轻人（20-39岁）的基础发展任务是解决亲密性的问题，而中年人（40-64岁）的首要发展任务则是解决世代性的问题。因此，年轻人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与同龄人建立有意义的亲密关系，以及如何建立个人的价值观体系；而中年人的主要兴趣则正好相反，他们更关心如何加强与成年子女的关系，维护他们自己已经建立好的价值观体系，并将这些知识和生活经验传承下去。

③这些相互矛盾的关注重点对代际关系产生着重大影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独立性，并认为中年父母的养育角色已经结束。相反，中年父母在这个阶段往往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精神和物质资源，他们 认为投入这些资源来对子女进行指导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对自己的人生也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年轻一代倾向于将外部控制降到最低，而中年一代则倾向于将他们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最大化——所以以中年人视角为出发点的演讲，即使是饱含着诚意和善意，本来就很难被所有年轻世代所接受。父母的出发点自然是希望孩子能够更好，但是两代人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毕竟不同、主要关注点也不同，如果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价他人，即使自己已经最大努力做到了真诚，也很难让他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

④_____，代际误解和文化冲突（即代沟）是人类发展的常态，通常情况下，每一代人都会创造并且欣赏新的音乐、舞蹈、时尚、技术和词汇，以显示自己的创新性和独立性，并有别于上一代人。因此，年轻一代几乎总是在挑战和改变现有的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可能将上一代人打上一系列标签，例如过时、死板、高高在上和不合群。上一辈人则可能对这些“时髦的年轻人”不屑一顾，对这些在他们看来过于标新立异的年轻文化感到困惑甚至厌恶。这就是典型的和世代有关的刻板印象。这种看法往往是消极和过分概括的：某个群体中有一个成员表现出了某种令人不快的特点，刻板印象却会使人们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个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具有这种特点。在这种世代相关的刻板印象中，年轻一代总是离经叛道的，年长一代总是顽固不化的：有趣的是，年轻一代终会变成年长一代，代表新生力量的一代也终将会被时光的流逝、文化和技术的变革冲到代际鸿沟的另一端。

⑤《后浪》的初衷也许是想要打破这样的刻板印象。它创作了一个懂得“羡慕、尊敬、感激”年轻一代的“前浪”，也塑造了一个能够自由选择、爱玩会玩、内心强大、家境优渥的“后浪”的形象。可事实上，“后浪”依然是“前浪”眼中那个离经叛道的形象，只是这次能够被更加宽容和开明的“前浪”所理解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进步，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够代表多少“前浪”，“你们”又究竟能够代表多少“后浪”呢？更关键的问题是，“前浪”能够宽容的是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教育水平、人生轨迹、兴趣爱好各不相同的所有“后浪”，还是只有视频中所塑造出来的那些“心里有火，眼里有光”的“后浪”呢？无论如何，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特点来给整个群体贴上标签都是荒谬的。即使是对积极形象的一味赞美和过分代表，也可能因为建立在缺乏沟通交流理解的基础上，很可能让人们忽视了年轻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和困扰。我们终究还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喜怒哀乐，有忧愁困苦，有对现在的迷茫和对未来的忧虑。如果“前浪们”不能够设身处地的理解这些年轻人的压力 ，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消除代沟。

⑥打破代沟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后浪》在内容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年长世代对年轻世代的肯定需要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居高临下的“你们比我们当年好多了，还有什么不满足”——毕竟，对现状的永不满足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其次，用那些在网络时代混的风生水起的年轻人来代表所有年轻人，却忽视了每个群体内的个体多样性，从一种刻板印象跳到另一种刻板印象，这并不能算是进步。事实上，没有人是生来就心理强大的，我们的经历、教养、家庭资源、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因素决定了我们是否有在压力下迅速恢复的心理韧性。我们可以提倡和鼓励年轻人通过发展积极的压力应对方法和学习更多的心理保护知识来提高心理韧性。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真正对“后浪”满怀“羡慕/敬意/感激”的“前浪”们，正在努力建设国家，争取让“后浪”们的压力更小，为他们的生活保驾护航：而这一切，我相信“后浪”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才是一个健康社会最美好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有删改）

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贸易、生产和投资一体化时代，贸易强国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广义上看，当今可进行国际贸易的不仅包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还包括货币、规则、技术以及产品标准。后者属于全球公共品和地区公共品范畴，也必须纳入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中，并作为划分贸易强国分类体系的一部分。

贸易强国不是少数贸易大国的专有品，贸易小国也能成为贸易强国。贸易小国囿于国内市场规模、资源要素数量等限制，不可能形成很大的贸易规模，但它们可能在某些细分产品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也应该属于贸易强国。

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视角来看，贸易强国的内涵又有所不同。以往的贸易强国概念一般针对最终产品而言，但随着GVC贸易逐渐占主导地位，能否管控和协调GVC，能否占据GVC主导位置，能否在GVC某个生产工序上具有比较优势也是贸易强国所需具备的新品质。事实上，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只是由于参与GVC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才得以很快提高其贸易规模，并在表面上出口高技术产品，但获取的增加值并不高。发达国家仍控制着GVC高端环节，并攫取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的绝大部分增加值。所以，GVC背景下的贸易强国更多地应该表现为对GVC的控制能力、关键零部件产品和生产性服务的生产能力以及相应的创造贸易增加值的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是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一国境内生产能力不等于国际交换能力，国际投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作用才是衡量一国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

本国货币的国际流通能力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贸易的综合实力。国际交换与国内交换不同，国际交换中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不仅来自一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量，还来自该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除了黄金具有世界货币的天然属性之外，在金本位制结束后，纸币在世界上能否具有较强的流通能力，取决于三种功能，即贸易结算功能、投资工具功能和储蓄货币功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功能，流通能力必然不强，那么也就不可能取得商品和服务交换中的定价权。

一个国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越强，越能占据国际贸易的有利位置。国际贸易必须在一定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下进行，才能保持安全和正常秩序。依据经济学属性，全球经济治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全球公共品，可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国际规则。第二类是主权经济体为国际规则的执行所提供的运行载体、平台或其成本。第三类是企业和私人机构对优化国际经济治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服务。第四类是跨国公司(或其行业协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标准、规范和准则。在制订这类游戏规则中，贸易强国一般都有较大的话语权。

(摘编自裴长洪、刘洪愧《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当屈原以身殉志、投入湘水时，绝对无法想到：那一时激起的波浪会在历代文人心中产生久远难平的震荡。如果说两汉时期，文人们还在争论着屈原的归宿到底有无意义？那么，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当采菊东篱、悠然自得的贫士陶渊明，以自作挽辞、平淡而终的形象，向人们昭示了一条田园隐居的生活道路之后，屈原与陶渊明，便成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归宿的象征人物，成为历代文人经常加以比较的对象。

其实，陶渊明与屈原在精神脉络上是息息相通的。屈原所以悲愤绝望，在于对“天道”的根本怀疑。儒、道两家学说都相信存在着公正的“天道”，这是贤士进德修业、完善自我的内在动力。《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屈原也相信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但为何存在着贤士不遇的社会现实呢？这在当时是一个解不开的绳结。屈原在《天问》中已经提出了疑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十分同情屈原的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对仁德高洁的人士往往穷饿而死的现象表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也为屈原《离骚》所抒发的悲哀情感而共鸣，并顺着司马迁的思路，指斥“天道”“报德”之说的虚妄。尽管屈原和陶渊明都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公正无私的“天道”，但他们依旧执着于这一人格理想。所不同的是，屈原一心想通过楚王实现美政，建立功业，终于无路可走；陶渊明却在自我修善、自我肯定的同时，将并不公正的外在功名、社会承认看得轻如浮烟、毫无意义了。

从屈原到陶渊明，这恰恰说明了一种基于文化选择的心路历程。在传统社会中，失意于仕途、困惑于人生的文人，从无路可走转变为有路可走，而且选择了自得其乐的道路。陶渊明的归去，正是古代文人在人格理想与社会现实相冲突时，所能够选择和把握的自我调适、内心平衡的一种途径，其实也是一种矢志坚守、出入有度的人生信念。自从有了陶渊明作为典范，悲愤无奈的文人便有了“柳暗花明”的转机，纷纷以追和陶诗的形式，表达“归去来”的想法。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厌倦了官场风波之后，幡然省悟自己“深愧渊明”，不知“早悟”而归。陶渊明那种身居草屋、却自得其乐的“心远”境界，更被苏轼的诗文发挥到无往而不适意、无往而不逍遥的境地。对这种“心远”境界，朱光潜先生指出，“陶渊明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限于一切迹象，他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都达到最高的禅境。”或许，那是一种文化积淀深厚的精神“田园”，是一种人的内心可以领悟的审美境界。

时至当今，在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中，文人们也会感受到被外在诸多因素所牵制而身不由己的困境，更加渴望获得一种使自我回归、精神自在的支撑力量。于是，陶渊明笔下令人“心远”境界，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无论是花鸟、诗文，还是山水、田园，所有平淡自然的生活，都变得生机盎然、充满情趣，值得细细品味了。

（摘编自《古代文人的归宿：从屈原到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