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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的精神生活有所安放

吕德文

在大多数的农村，作为经济问题的“三农问题”已经得到有效缓解，但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与文化供给间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乡风衰败”问题严重。农村老年人赌博现象和非法宗教活动等都是其表现。通过乡村文明建设，搞好农民的精神生活，是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尤其是“乡风衰败”问题的治本之道。

客观而言，“乡风衰败”并非单纯的伦理道德滑坡问题，而是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根源。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导致家庭难以再满足留守农民的精神生活。家庭成员的分离，公共生活的缺乏，使部分留守老人容易自怨自艾。二是乡村传统公共空间的衰败。过去，村民间通常有着较为密集的社会交往，“走家串户”闲聊以及节日、婚丧嫁要等公共活动，也都有助于填补农民的公共生活需求。但近些年来，乡村“走家串户”变少了，人情异化日趋严重，人情往来变成负担。三是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民需求错位，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文化、科技下乡力度，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体上难以满足农民需求。不少“文化下乡”项目存在单向性问题，如电影下乡、农家书屋等，没能照顾到留守农民需求，难与农民日常生活有效结合。

基于以上原因，农村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乡风衰败”。回应农民精神生活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具有急迫性。

一是要促进农民自我组织发育，提高农民自我安置闲暇生活的能力。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尤其与闲暇生活密切相关，只有深入到农民生活的实际中才能有效。比如：老年人是当前农村中最大的留守群体，也是精神生活最匮乏的群体。全国已有多地成立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红白理事会。湖北洪湖、沙洋等地成立了老年人协会，这些尝试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二是探索新型“文化下乡”。“文化下乡”要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等紧密结合，真正有助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例如，成都农村推行村庄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各村庄可依据自身实际在清单中勾选，这大大提高了公共品供给与农民需求的契合度。同理，相关部门也可考虑建立“文化下乡清单”制度。三是探索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当前的农村，村里老人种地已经不仅是为获得物质资源，也是打发闲暇时间、填充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因此，在继续发展农业现代化产业的同时，也应因地制宜，为需要种地的农民尤其是老人留出空间，使他们能继续通过种地填充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有删改）

中国绘画自然也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绘画一样，是视觉艺术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图像创造。《尔雅》中说“画，形也”。南齐谢赫《画品》六法中其中两法是“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正是绘画的这一功能，促使汉唐人物画得到较快发展，记功颂德、图写功臣形容的任务，自然就落在画家身上。在山水画发展的初期，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讲山水画创作也是“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由于中国画，特别是在绢本和纸上所作的绘画，主要是用毛笔绘写，固而多用“写”。中国绘画和文字一样，创作方法还存在“刻”。如甲骨文、石鼓文、部分金文、石刻文字，其创作方法是锲刻，画像石、铜器上的线刻画，亦都是“刻”，但中国画的主要方法当然是“写”，就像用毛笔写字一样，表示的是“图写”，即“状貌”。

元明清文人画发展到20世纪初，遭遇到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之时，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等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群起而攻之，大唱中西调合。虽然文人画重写意简笔，但仍有写实工笔的意蕴存在于中国画的形式和精神之中，否则，我们的中国画可能完全拒绝西式素描、明暗造型等写实手法，而西方之古典写实方法在中土也会水土不服。无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徐蒋教学与创作体系，还是周昌谷、方增先等人的新浙派人物画，都较为成功地将西方写实因素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推动中国画的现当代革新和发展。如果中国画本身没有工笔写实的历史传统和白描、色彩晕染等方法，这种结合就没有基础，这种革新也就不会成功。

中国美学精神又有言志表情的传统。早在《尚书》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之说。汉代扬雄又说：“书，心画也。”所以，我们的先秦至汉魏美学，将诗歌、音乐和书法都看成是心灵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汉魏六朝绘画美学虽然主形和重形，但是我国的心志论和情感论美学精神，对于绘画仍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观照”，以及南朝宗炳的“畅神”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观念中。顾恺之、宗炳、谢赫都是著名画家，他们在强调写形、象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写形状物的精神表达，即更高的精神与心志内容的要求，就是要以形“写神”“传神”，还要“畅神”，借以达到最高的美学标准“气韵生动”。

象和意的关系乃是一重要哲学问题。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宋代欧阳修则提出“古画画意不画形”，把画“意”作为一种绘画理想。此外在创作中，唐代王维提出水墨最为上，五代董源、巨然，到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再到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四王，水墨写意，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得到较快发展，成为主流画科和主要表现方法。

20世纪初，当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引介到中国时，林风眠等人开辟中西结合的另一道路，即将中国写意笔墨同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相结合，创造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画。所以我们说中国画的本性辩证地解决了创作中的主客体精神哲学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中国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所选文段有删改）

“购物狂欢”度量治理格局

盛玉雷

①“双11”来临之际，消费者、商家、快递公司、相关行政部门已经热起身来，积极准备。历经数年发展演变，如今的“购物狂欢”更趋有条不紊，社会也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②从“促销日”到“狂欢节”，从一家独唱到百花齐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11”的滚雪球效应愈加显著。背后的社会心态，也历经了从惊喜到挑剔、从紧张到平静的嬗变。“双11”概念初创之时，参与促销的商户仅有20多家，但活动所迸发的火花，却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激情，第二年就遭遇了快递瘫痪的尴尬。人们在实践中逐步懂得，线上购物节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而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课题。以“双11”为时间节点，梳理这些年来电商等行业的成绩与问题，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治理层面发生的变迁。

③当“双11”成为现象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成为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考核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考验物流企业的承载能力，考评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也考查参与者的社会诚信。如今，快递瘫痪等情形也会发生，但应对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力：物流业装上“预警雷达”，可巧借大数据手段排兵布阵；多部门主动作为，对消费陷阱强化监管……过去8年的“双11”，仅“天猫”平台交易额就实现了从5000万元到1200多亿元的跃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成长的社会共治力量。

④如果说“双11”发展至今形成的可观影响，有赖于对问题和挑战的及时破解，那么在新时代赢得消费市场，尤其需要社会各方面携手加强治理，积极主动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双11”映照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度”，也度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⑤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度过了廉价促销的早期发展阶段，今天的消费领域，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双11”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可能性。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激活“双11”的发展潜能，就能架起一座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稳固桥梁，共同做大市场、完善服务。

⑥其实，“双11”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以“双11”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就能激发更多增长活力，凝聚更多发展动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