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世界史不能没有中国史。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史都不包括中国史，苏联学者写《世界通史》中国部分要委托中国学者来写，这都说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现在的研究状况很不相称。

其实，中国历史传统就是天下国，有“中央”有“四裔”。“四裔”并无自大、歧视“外化”，而是局限于交通条件，凡与中国通，都包罗在内。中国正史都不乏对四夷单独列传的记载，《史记》就是写世界史，实质上中国史从来是既有中外之分，又有“天下一家”的理想。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和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深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引向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就是“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

我们早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形成过程中，就把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一方面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一方面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中国传统史学有四裔和华夏之别，如从区系的中国和区系的世界观点看，四裔正是中国的两大块和世界的两大块，即旧大陆和环太平洋这两大块的衔接点和桥梁，四裔地区古文化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及相互关系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20世纪后半段（二战以后）世界考古学的大发展已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东西方从氏族到国家的转折大致都在距今6000年前；彩陶的产生，由红陶、彩陶为主发展为以灰、黑陶为主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大体同步。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一一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

世界文明发展阶段的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的一面，以及彼此的相互交流都表明，世界文明发展具有“一元性”。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旧石器时代起直到今天，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闭关锁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已，民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开放交流从来未被锁国政策真正扼杀过。不绝于史书的沟通中外的名人、功臣们的业绩，只不过是综合构成、开拓疏通了世界文化交流网络中的一些环节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辉煌的瞬间。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

（摘编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唐代大小城市遍设书肆。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书籍，书肆就经营什么书籍。比如，唐代韵书需求量很大，就有人写韵书贩卖。科举考试所需的经、史、子、集，也是书肆炫卖的主要商品。唐朝上下尚诗，书肆必然经营诗文集，而当代诗人诗集或诗卷也自然成为书肆所经营的重要商品。

唐代没有雕版印刷诗文集的幸运，传播方式主要是抄写，书肆经营的诗文集均为手抄。李逢吉为校书郎时，读罢白居易诗文后“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这些诗卷并不需要诗人找主顾，而往往由“铺头”，也就是书肆老板上门收购。如王建成名后，不仅不需要手捧诗卷谒见他人，反而常常有“铺头”来收购他的诗卷。其《题崔秀才里居》云：“时复打门无别事，铺头来索买残书。”诗中，铺头“时复打门”，可见上门购求诗卷是“铺头”经常性的经营活动。大约唐人的很多诗歌就如此般流向书肆，再由书肆流播到各阶层。

当时社会上还涌现出很多“书写之肆”。“书写之肆”相当于书店兼印刷出版社，是唐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也是唐代诗歌即时传播和进入文化消费的重要环节。“书写之肆”中有许多书手抄汇诗文。如现存王梵志诗有二十八种抄本；韦庄《秦妇吟》有十种抄本等等，而实际上数量远大于此，这些抄本在书法、文字学等方面价值巨大。

另外，虽然至今未有唐代雕版印刷诗文集的记录，但诗歌拓本的存在却无可置疑。石刻拓印也是唐朝书肆诗集的来源。唐诗人李商隐就曾奉命主持张说诗歌上石刻碑的工作。唐代诗碑，至宋亦多，赵明诚《金石录》收唐诗歌金石刻66种。

在诸种文化传播方式中，书肆的传播极具特点。书肆传播诗歌极其广泛，较之于寄赠、索阅的单线联系式和宴集的小范围性优势明显。白居易诗歌“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如果没有书肆，这样的传播几乎不可能。

唐代社会自上而下推崇诗名。皇帝大多喜欢诗歌，并常给诗人以特殊的恩宠，因诗举人。大臣大多也工诗善文，常因诗荐人。因诗名而为大臣举荐科考成名的唐代诗人也为数不少。诗名如此之重要，书肆贩卖诗人的诗文，可以使他们的作品为时人所知。书肆传名促使作者积极创作，并乐意将作品交给书肆以助自己成名。商品化的贩卖，诗名和诗文盛传一时，诗人们受到鼓舞，从而更加注重诗艺的提高，注重诗风的独创性，注重诗歌内容的创新性，全身心致力于创作流芳百世的精品。同时，由于书肆面向广大的文化消费群体，这就为王公、妾妇、牛童、马走进入接受领域提供了便利条件，实现“伎乐当筵唱，儿童满巷传”的诗歌影响。

(摘编自吴淑玲《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有删改)

活着的仪式

王溱

听说相亲对象是位诗人时，我脑子里快速涌现出很多关于诗人的负面形象：贫困潦倒，愤世嫉俗……

不过我还是答应见见——这人长得太帅了，你看那照片，匀称的倒三角体形，脸部线条像用炭笔勾勒出来的，这简直就是中国版贝克汉姆嘛。

约定的那一天很快到来，诗人从照片里走了出来。他给我看他拍摄过的照片，或雄山峻岭，或一江春水，或落叶飘忽，都是他去过的地方；他给我描述他与美景的对话，那些对话使他诗情满溢；然后他把脸朝斜四十五度一仰，开始吟诗了。

我窃喜，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是穷光蛋嘛！你听，那些词从他嘴里迸出来，在我耳边一圈，两圈，我轻飘飘地就把自己塞入那些诗和画的意境中了。

我开始憧憬跟着他游山玩水拍照作诗的生活。然而每次我在微信里跟他提出见面，他都会以各种借口岔开话题，或者干脆打开语音功能吟起诗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都活在他的诗中了。

熬过几十个不能自拔的夜晚后，我决定去找他。我没有他确切的地址，只能天天到他所在的那个区去轧马路，一边走一边在脑中想象着：偶遇那一刻，他会吟出怎样一首令人惊喜的诗？

我忘了，马路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辆大货车在距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刹停，扬起满脸灰。

货车司机噌噌下了车，张口就道：“不要命呀！”

我抬头一看，乱糟糟的胡须，发黄的T恤上沾着各种污渍，裤子被灰尘泼出奇怪的图案，大皮鞋已辨不清颜色，以致我盯着他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是诗人！

他也认出我来了，有些发慌，用最快的速度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拉拉衣角，脸向斜四十五度一仰，又摆出了诗人的姿态。

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愤愤地问：“你到底是货车司机还是诗人？”

他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诗一样的话：“开车，我活着的方式；诗，我活着的仪式。”

“活着还有仪式？”我惊讶地问。

“当然有！”他指了指副驾驶位说，“上车，我带你去看看。”

车子开得很慢，他一路沉默，始终保持着那个半仰着头的姿态，腰绷得笔挺，双手优雅地左右扭动着方向盘。若不是那身装扮，他还真像个优雅的指挥家。后面的车喇叭震天，有人伸出头来骂：“你丫散步哪？！”

他置若罔闻，缓缓开了口说：“生活，不易。”

他叹了口气说：“以前，我也一样，急，做什么都急，急了就骂，前面车开慢了骂，有人超车了骂，赶不上绿灯，也骂。”

“然后我的生活就只剩下骂了。”

“那又怎样？”我问。

“生活就不乐意了啊，人活一遭，怎么都是件值得好好对待的事吧？它不乐意也是正常的。”他说。

我开始觉得他脑子不太正常了，我扒拉着车门把手，颤抖地说：“停，停车”

他没有停，继续说着：“为了安抚生活，我决定给它举行个仪式。”

“什么仪式？”我问。

“写诗呀！仪式的地点是很讲究的，你看，必须是最纯净的场所，不被浮躁的人类所污染的。”

我想起了他相机里的照片，问：“所以你就到处去旅游？”

“干嘛要去旅游？”他奇怪地看着我说，“我开着车，每天都在旅游。”

“快看快看，夕阳！”他兴奋地指着前方说。

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开始吟诗：“落日！红了脸，躲起来，它要躲起来……”

不躲才怪！我趁机跳下了车，头也不回地往人多的地方躲去。

“神经病！”这是我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几个月后，我如愿跟一个算是事业有成的相亲对象结了婚。婚后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辞去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

这是世界上最难的职业了，大娃捣蛋，二娃哭闹，锅里的菜烧焦了，我蓬头垢面，呵斥着大娃，哄着二娃。当我手忙脚乱地解开二娃的尿裤，被一泡温润的童子尿喷得满脸都是的时候，忽然，我嘴里迸出了一句诗。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19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