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节选）

余华

后来，我们看到了连长，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腰里绑满了钞票，提着个包裹向西走去。我们知道他是要逃命了，衣服里绑着的钞票让他走路时像个一扭一扭的胖老太婆。有个娃娃兵向他喊：

“连长，蒋委员长还救不救我们？”

连长回过头来说：

“蠢蛋，这种时候你娘也不会来救你了，还是自己救自己吧。”一个老兵向他打了一枪，没打中。连长一听到子弹朝他飞去，全没有了过去的威风，撒开两腿就疯跑起来，好几个人都端起枪来打他，连长哇哇叫着跳来跳去在雪地里逃远了。

枪炮声响到了我们鼻子底下，我们都看得见前面开枪的人影了，在硝烟里一个一个摇摇晃晃地倒下去。我算计着自己活不到中午，到不了中午就该轮到我去死了。一个来月在枪炮里混下来后，我倒不怎么怕死，只是觉得自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实在是冤，我娘和家珍都不知道我死在何处。

我看看春生，愁眉苦脸地也在看着我。我们吃了几天生米，春生的脸都吃肿了。他伸舌头舔舔嘴唇，对我说：

“我想吃大饼。”

到这时候死活已经不重要了，死之前能够吃上大饼也就知足了。春生站了起来，我没叫他小心子弹，他看了看说：

“兴许外面还有饼，我去找找。”

春生爬出了坑道，我没拦他，反正到不了中午我们都得死，他要是真吃到大饼那就太好了。我看着他有气无力地从尸体上跨了过去，这孩子走了几步还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别走开，我找着了大饼就回来。”

他垂着双手，低头走入了前面的浓烟。那个时候空气里满是焦糊和硝烟味，吸到嗓子眼里觉得有一颗一颗小石子似的东西。

中午没到的时候，坑道里还活着的人全被俘虏了。当端着枪的解放军冲上来时，有个老兵让我们举起双手，他紧张得脸都青了，叫嚷着要我们别碰身边的枪，他怕到时候连他也跟着倒霉。有个比春生大不了多少的解放军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我心一横，想这次是真要死了。可他没有开枪，对我叫嚷着什么，我一听是要我爬出去，我心里一下子咚咚乱跳了，我又有活的盼头了。我爬出坑道后，他对我说：

“把手放下吧。”

我放下了手，悬着的心也放下了。我们一排二十多个俘虏由他一人押着向南走去，走不多远就汇入到一队更大的俘虏里。到处都是一柱柱冲天的浓烟。向着同一个地方弯过去。

地上坑坑洼洼，满是尸体和炸毁了的大炮枪支，烧黑了的军车还在噼噼啪啪。我们走了一段后，二十多个挑着大白馒头的解放军从北横着向我们走来，馒头热气腾腾，看得我口水直流。押我们的一个长官说：

“你们自己排好队。”

没想到他们是给我们送吃的来了，要是春生在该有多好，我往远处看看，不知道这孩子是死是活。我们自动排出了二十多个队形，一个挨着一个每人领了两个馒头，我从没听到过这么一大片吃东西的声音，比几百头猪吃东西时还响。大家都吃得太快，有些人拼命咳嗽，咳嗽声一声比一声高，我身旁的一个咳得比谁都响，他捂着腰疼得眼泪横流。更多的人是噎住了，都抬着脑袋对天空直瞪眼，身体一动不动。

第二天早晨，我们被集合到一块空地上，整整齐齐地坐在地上。前面是两张桌子，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对我们说话，他先是讲了一通解放全中国的道理，最后宣布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继续坐着，想回家的就站出来，去领回家的盘缠。

一听可以回家，我的心扑扑乱跳，可我看到那个长官腰里别了一支手枪又害怕了，我想哪有这样的好事。很多人都坐着没动，有一些人走出去，还真的走到那桌子前去领了盘缠，那个长官一直看着他们，他们领了钱以后还领了通行证。

接着就上路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个长官肯定会拔出手枪来毙他们，就跟我们连长一样。可他们走出很远以后，长官也没有掏出手枪。这下我紧张了，我知道解放军是真的愿意放我们回家。这一仗打下来我知道什么叫打仗了，我对自己说再也不能打仗了，我要回家。我就站起来，一直走到那位长官面前，扑通跪下后就哇哇哭起来，我原本想说我要回家，可话到嘴边又变了，我一遍遍叫着：“连长，连长，连长——”

别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那位长官把我扶起来，问我要说什么。我还是叫他连长，还是哭。旁边一个解放军对我说：

“他是团长。”

他这一说把我吓住了，心想糟了。可听到坐着的俘虏哄地笑起来，又看到团长笑着问我：

“你要说什么？”

我这才放心下来，对团长说：“我要回家。”

解放军让我回家，还给了盘缠。我一路急匆匆往南走，饿了就用解放军给的盘缠买个烧饼吃下去，困了就找个平整一点地方睡一觉。我太想家了，一想到今生今世还能和我娘和家珍，和我一双儿女团聚，我又是哭又是笑，疯疯癫癫地往南跑。

（有删减）

父子之战

余华

我对我儿子最早的惩罚是提高自己的声音，那时他还不满两岁，当他意识到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喊叫时，他就明白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了，于是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我进一步的行为。

当他过了两岁以后，我的喊叫渐渐失去了作用，他最多只是吓一跳，随即就若无其事了。我开始增加惩罚的筹码，将他抱进了卫生间，狭小的空间使他害怕，他会在卫生间里“哇哇”大哭，然后就是不断地认错。

这样的惩罚没有持续多久，他就习惯卫生间的环境了，他不再哭叫，而是在里面唱起了歌，他卖力地向我传达这样的信号——我在这里很快乐。

接下去我只能将他抱到了屋外，当门一下子被关上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空间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时，他重新唤醒了自己的惊恐，他的反应就像是刚进卫生间时那样，嚎啕大哭。

可是随着抱他到屋外次数的增加，他的哭声也消失了，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这样反而让我惊恐不安。

他的无声无息使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开始担心他会出事，于是我只能立刻终止自己的惩罚，开门请他回来。当我儿子接近四岁的时候，他知道反抗了。有几次我刚把他抱到门外，他下地之后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跑回了屋内，并且关上了门。

他把我关到了屋外。现在，他已经五岁了，而我对他的惩罚黔驴技穷以后，只能启动最原始的程序，动手揍他了。就在昨天，当他意识到我可能要惩罚他时，他像一个小无赖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声说着：“爸爸，我等着你来揍我！”

我注意到我儿子现在对付我的手段，很像我小时候对付自己的父亲。儿子总是不断地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去对付父亲，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可奈何；让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其实是短暂的，而失败才是持久的；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着父亲的权威。

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

我不知道自己五岁以前是如何与父亲作战的，我的记忆省略了那时候的所有战役。我记得最早的成功例子是装病，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

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所能记得的是自己假装发烧了，而且这样去告诉父亲，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

幸运的是我竟然蒙混过关了，当我父亲明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去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哪怕是晒一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而是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了。有一次我弄巧成拙了，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

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哪里，哪里就疼。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

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

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

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摘编自《青年文学家》）

蹦蹦跳跳的游戏

余华

在街头的一家专卖食品和水果的小店里，有一张疲惫苍老的脸，长年累月和饼干、方便面、糖果、香烟、饮料们在一起，像是贴在墙上的陈旧的年历画，这张脸的下面有身体和四肢，还有一个叫林德顺的姓名。

现在，林德顺坐在轮椅里，透过前面打开的小小窗口，看着外面的街道，一对年轻的夫妇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他们都是侧身而立，他们中间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男孩穿着很厚的羽绒服，戴着红色的帽子，脖上扎着同样红色的围巾。可是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男孩却是一身寒冬的打扮。

他们三个人站在街道的对面，也就是一家医院的大门口，他们安静地站在嘈杂进出的人群中间，作为父亲的那个男人双手插在口袋里，侧着脸始终望着大门里面的医院。他的妻子右手拉着孩子的手，和他一样专注地望着医院。只有那个男孩望着大街，他的手被母亲拉着，所以他的身体斜在那，男孩的眼睛热爱着街道，他的头颅不停地摇摆着，他的手臂也时常举起来指点着什么，显然他还在向他的父母讲述，可是他的父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男孩的父母迎向了医院的大门，林德顺看到一个发胖的护士和他们走到了一起，站住脚以后，他们开始说话了。男孩的身体仍然斜着，他仍然在欢欣地注视着街道。

那个护士说完话以后，转身回到了医院里面，男孩的父母这时候转过身来了，他们拉着儿子的手小心翼翼地走过街道，来到了林德顺小店的近旁。父亲松开儿子的手，走到林德顺的窗口，向里面张望。林德顺看到一张满是胡子茬的脸，一双缺少睡眠的眼睛已经浮肿了，白衬衣的领子变黑了。林德顺问他：“买什么？”

他看着眼皮底下的橘子说：“给我一个橘子。”

“一个橘子？”林德顺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伸手拿了一个橘子：“多少钱？”

林德顺想了想后说：“给两毛钱吧。”

他的一只手递进来了两毛钱，林德顺看到他袖管里掉出了几个毛衣的线头来。

当这位父亲买了一个橘子转回身去时，看到那边母子两人正手拉着手。在人行道上玩着游戏，儿子要去踩母亲的脚，母亲则一次次地躲开儿子的脚，母亲说：“你踩不着，你踩不着……”

儿子说：“我能踩着，我能踩着……”

这位父亲就拿着橘子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蹦蹦跳跳地玩着游戏，直到儿子终于踩到了母亲的脚，儿子发出胜利的喊叫：“我踩着啦！”

父亲才说：“快吃橘子。”

林德顺看清了男孩的脸，当男孩仰起脸来从父亲手中接过橘子的时候，林德顺看到了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可是男孩的脸却苍白得有些吓人，连嘴唇都几乎是苍白的。

然后，他们又像刚才在街道对面时一样安静了，男孩剥去了橘子皮，吃着橘子往父母中间走去。

林德顺知道他们是送孩子来住院的，今天医院没有空出来的床位，所以他们就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林德顺又看到了他们，还像昨天一样站在医院的大门口，不同的是这次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向医院里面张望，母亲和儿子手拉着手，正高高兴兴地玩着那个蹦蹦跳跳的游戏。隔着街道，林德顺听到母子两人喊叫：“你踩不着，你踩不着……”

“我能踩着，我能踩着……”

母亲和儿子的声音里充满了欢乐，仿佛不是在医院的门口，而是在公园的草坪上。男孩的声音清脆悦耳，在医院门口人群的嘈杂声里，在街道上车辆的喧嚣里脱颖而出：“我能踩着，我能踩着……”

接着，昨天那个发胖的护士走了出来，于是这蹦蹦跳跳的游戏结束了，父母和孩子跟随着那个护士走进了医院。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也是上午，林德顺看到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从医院里走了出来，两个人走得很慢，丈夫搂着妻子的肩膀，妻子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他们很慢很安静地走过了街道，来到林德顺的小店前，然后站住脚，丈夫松开搂住妻子的手，走到小店的窗口，将满是胡子茬的脸框在窗口，向里面看着。林德顺问他：“买一个橘子？”

他说：“给我一个面包。”

林德顺给了他一个面包，接过他手中的钱以后，林德顺问了他一句：“孩子好吗？”

这时候他已经转过身去了，听到林德顺的话后，他一下子转回脸来，看着林德顺：“孩子？”

他把林德顺看了一会儿后，轻声说：“孩子死了。”

然后他走到妻子的面前，将面包给她：“你吃一口。”

他的妻子低着头，像是看着自己的脚，披散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她摇摇头说：“我不想吃。”

“你还是吃一口吧。”她的丈夫继续这样说。

“我不吃。”她还是摇头，“你吃吧。”

他犹豫了一会儿后，笨拙地咬了一口面包，然后他向妻子伸过手去，他的妻子顺从地将头靠到了他的肩上，他搂住了她的肩膀，两个人很慢很安静地向西走去。

林德顺看不到他们了，小店里的食品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就继续看着对面医院的大门，他感到天空有些暗下来了，他抬了抬头，他知道快要下雨了。他不喜欢下雨，他就是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倒霉的。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在滴滴答答的雨声里，他抱着一件大衣，上楼去关窗户，走到楼梯中间时突然腿一软，接着就是永久地瘫痪了。现在，他坐在轮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