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大量古籍已流失或毁坏。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拉开帷幕，首次对全国古籍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普查。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日前上线的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集中讲述了普通人与古籍的故事。有人历时5年做出了古籍中记载的300多道宋代佳肴，有人通过古籍考证还原古代服饰，有人以古籍版刻为母版设计了4万多个艺术字……让古籍“活”起来的尝试，近年来还有很多。《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古书复活记》等节目不断涌现。多家图书馆纷纷依托古籍资源推出文创产品。阅文平台发起“甲骨文”主题征文，10天内收到2500部作品。各地古籍存藏单位联合举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延续古人“曝书护书”之习俗，更取当下“晒”字“展示分享”之新义。不仅晒当地的文物珍宝，也晒修复、装帧、传拓等相关技艺，有的还能现场体验。存续中华文脉的古籍，将被更多的人以各种方式看见，给予人们更多文化滋养。

（摘编自《让中华古籍真正“活起来”》，《人民日报》，2022年4月30日）

材料二：

4月23日，作为西藏古籍普查保护工作数字化最新成果，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在继2020年4月25日试运行上线首批50函、6581叶（叶，古籍特有数量词）珍贵古籍文献后，再次上线百余函、1.6万余叶珍藏古籍文献。

“古籍文献从放在书库，不外借，阅览门槛高、手续杂、条件多，仅有部分专家学者阅览，到全球免费共享。”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边巴次仁说，西藏古籍标准数字化保护利用不仅解决了古籍文献“重藏轻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古籍普查“将珍贵文献公布于世，为学界和社会服务的初衷和理想”。古籍文献上线试运行至今，读者点击阅览次数达近十万人次，创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线上阅览新高。曾经束之高阁的珍贵古籍，如今与读者的距离，只有一层薄薄的屏幕。

边巴次仁说，目前仅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馆藏藏文古籍文献就有15000余函，其中可先行数字化的善本达3000余函，因此未来“云共享”空间依然很大。“这一平台的开放，将对我国目前藏文古籍标准数字化在线共享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他说。

（摘编自《2万余叶珍贵古籍文献带你“云”看西藏的前世今生》，新华网，2021年4月23日）

材料三：

遗存丰富的河南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文明亘古绵延、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但由于多种原因，河南面临着古籍底数不清，收藏条件较差，古籍老化、破损严重等问题。随着普查工作在全省全面铺开，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网站以简报形式按月通报的全身古籍普查进度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河南省文化厅建立了全身古籍保护工作进度月报制度。通过月报制度，各级领导、收藏单位和普查员们可以准确掌握全省古籍普查进度。同时，人才短缺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仍是开展普查最大的难点。为此，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不仅积极组织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参加国家层面的各类古籍培训班，还借助国家和本身古籍专家力量，自己举办培训班，培养各地市古籍普查的骨干。

此外，河南各级古籍保护中心还通过报纸、宣传车、电视广告等途径宣传古籍普查保护工作，呼吁民间藏家参与普查，市民们积极响应，纷纷到图书馆登记。洛阳、安阳等图书馆甚至还获赠市民捐出的清乾隆刻本《阳宅大成》等家藏古籍。在去年举办的“册府千华——河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的启发下，河南民间藏家一改藏书界藏之自赏、秘不示人的传统，两个月后即以“中原古书联盟”名义发起举办“豫见古书之美感受故纸芬芳——首届中原民间珍贵古籍展”，集中展出河南藏唐代至民国时期的珍贵古籍文献近200种。

（摘编自《千年典籍源起华夏腹地，数载耕耘守护中华文脉》，搜狐网，2019年3月18日）

材料一：

如今，有声阅读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特色鲜明的有声书主播活跃于互联网平台。据统计，在喜马拉雅平台，每年有超过2万名主播参加有声书制作海选；蜻蜓FM平台已签约专业主播35万名；在微信读书平台，专业讲书人和专业机构成为有声阅读服务主要提供者。

目前，蜻蜓FM在积累万余部有声书资源的同时，探索双人、多人播讲等有声内容形态。有声书主播如何让听众通过声音区别书中的不同人物，得到“声”临其境的立体体验？为多部动画片配音的张安琪以自己录制的儿童图书《装在口袋里的爸爸》为例谈了谈自己的经验，他说《装在口袋里的爸爸》一书中有同学、老师、家长等几十个人物。录制前，需要归纳区别不同角色的语言特色、表达习惯，并分析研究这些角色在语气、语感和语言节奏方面的差异化表现。“为了让听众一听就能分辨谁在说话，主播在分饰多个角色时要切换声音或者角色状态，我们称之为‘换频道’。”

李晓宇录制的一部网络历史小说累计收听量达到1.9亿次。他说：“读有声书，‘软件’得比‘硬件’更硬。主播需要根据不同题材运用不同语气：读武侠小说，要带着豪情，讲究气势；读文化小说，就要舒缓情绪，娓娓道来。”

（摘编自张鹏禹《有声阅读兴起，吸引越来越多发“声”者——听，他们在读书》

材料二：

“国之重器，匠心制造”，儿童有声阅读内容的制作，如何做到匠心制造？为了制作出一部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儿童音频剧，洪恩团队采用动画电影的录制标准对音频剧进行把关。在选角阶段，《肥猫胖虎说快板儿童西游记》不仅对肥猫胖虎两个主要讲述人物以及书中近百个角色进行了海选，尤其孙悟空这个角色的配音，必须与1986年版《西游记》电视剧的悟空声音一样，这也是对经典的传承。为了营造更好的场景预设，《肥猫胖虎说快板儿童西游记》后期音效也完全按照动作片的制作水准进行配置，无论是场景配乐还是情境对话，处处体现出匠心制造。在每集音频的结尾，都有一首精心制作的儿歌。

而《超级西游运动会》跳出《西游记》的故事，把孩子最熟悉、最喜爱的西游人物，融入全新的故事之中，结合体育运动项目，内容囊括了几十个赛事和上百个体育知识点。《超级西游运动会》沿用了《西游记》中的所有经典人物形象，将他们拉到运动赛场上，西游人物虽然个个身怀绝技，但是在赛场中必须遵守比赛规则：手球就是犯规，抄小道要被取消比赛资格，用法术要被罚下场，等等。在场景预设中，超级西游运动会的背景采用现场音效，配合着钱儿爸的解说。为了适应儿童的生理状态，每集大概八分钟，考虑了儿童在身体和专注力等多方面的客观需求。

（摘编自王珂欣《儿童有声读物〈西游记〉系列“爆款”解析》）

材料三：

什么类型的有声读物最受欢迎？调查显示，用户对深度读物的偏好度明显上升，其中，一线城市用户最为偏好的品类是人物传记类有声书，占比29.8%；二线城市用户最为偏好的品类为都市生活类有声书，占比36.5%；三四线城市用户偏好文学名著类有声书，占比34.7%。有声书让用户在工作之余得以消遣，实现深度阅读、获取更多资讯和信息成为多数用户收听有声书的重要目的。深度阅读受捧，给有声书市场带来巨大潜力。

现如今，喜马拉雅、蜻蜓FM、荔枝FM等综合平台和以懒人听书、酷我听书为代表的垂直平台，基本将有声书市场划分完毕，有声书市场的竞争格局已基本形成。如何在角逐中突出自身亮点、提升用户体验，是有声书平台在“下半场”的比拼焦点。

讯飞阅读发布的“定制声音”功能，可以使用户录制10段指定文本，声音经后台上传并通过系统自动采集、处理，成为本地读书的“主播”，随时为用户服务。喜马拉雅也推出了AI（人工智能）音箱小雅Nano，展示其发力智能化市场的决心。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不断催生出新内容与新表达形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力量在有声书内容创作、用户运营等方面大有可为。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物联网的发展，不同智能终端在不同场景下的潜能被激活，有效拓宽有声书的应用场景，“随时随地、随走随听”的智能化未来逐渐成为现实。

（摘编自《新技术为有声读物带来惊喜》）

材料一：《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指出校园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季节性。从整体上看，每年下半年校园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整体要高于上半年，在节假日、开学以及毕业季，校园安全事件频发。具体来看，校园暴力、校园欺凌、设施安全、意外伤害等事件为多发事件。按照校园欺凌的方式进行分类，语言欺凌行为发生率明显高于关系、身体以及网络欺凌行为，占23.3%。该报告还指出，中部地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占46.23%。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二：中小学生之间的欺凌现象，是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近2.46亿儿童和青少年因体貌特征、性别、种族与文化差异等遭受欺凌。在我国，全国检察机关2018年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988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180人。

在我国，对欺凌概念认识不清、处置乏力，一直困扰着现实中的欺凌治理。一些欺凌现象要么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干脆当作正常“打闹”而不被重视，处理上表现出浓重的“随意化”特点。这既无法形成有效治理，也对被欺凌方的权益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此次综合治理方案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了欺凌防治的制度框架。当然，方案再详尽，能否发挥实效，关键还在于能否落实。

(选自《羊城晚报》，有删改）

材料三：犯寻衅滋事罪，一人获刑四年，另四人被判11个月。这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校园欺凌案进行的宣判，而五名被告人均为北京市西城区某职业学院未满18岁的女学生。

2月28日下午15时至晚22时之间，北京市某职业学院的一名女学生朱某和另外四名女被告人在女生宿舍楼内，随意挑选两名女生进行辱骂殴打，还脱光了一名被欺凌女同学的衣服予以羞辱，并用手机拍摄了羞辱、殴打视频，在小范围内进行传播。尽管北京市针对未成年人已经有了成熟的附条件——不起诉的教育感怀模式，但是，情节恶劣且无悔改之人，显然法律的惩戒更适合。

(选自《新闻周刊》，有删改）

材料四_：“实施欺凌学生可送工读学校”并不是什么新法新规，只是对相关上位法的某种具体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现实中发生的校园欺凌，很多时候都与上述条文所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相吻合，而这也决定了有关法律具备理所当然的适用性。最新公布的“治理方案”再次重申了这一已有的法律条款，自然是期待其能在校园反欺凌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实施欺凌学生可送工读学校”之所以能够得到舆论的强烈回响，根本原因还在于现实中反欺凌手段的捉襟见肘。在学校批评教育太软，行政刑事处罚门槛太高的前提下，不少人难免会感叹“拿作恶者没太多办法”。而“送工读学校教育”一项恰好充实了现有的反欺凌惩戒体系，并使之更具层次性和可操作性。激活这一制度工具，势必会对反欺凌工作大有助益。

可问题在于，这一步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工读学校还很难对校园欺凌治理产生直接帮助。这首先是因为现存的工读学校已经少之又少；而除此以外，还有法律方面的限制。《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没有赋予任何部门介入并强制问题学生去工读学校的权力。这意味着在现实操作中，必须经家长、学生、学校三方同意，学生才可转入工读学校——如今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仍然未能就此破局。

(选自光明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