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现在一些年轻人，和戏曲有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的形成，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近百年来，社会上一度存在轻视民族戏曲的现象，影响了几代人，现在这种心态淡化多了，但仍未彻底消失。现实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外来的与内生的新文娱形式实在太多，挤压了戏曲的生存空间。

戏曲曾经是我们民族的时尚艺术，远的不说，近的如京剧，曾被称为“时尚黄腔”。到了当代，戏曲界仍然在努力。其实，越是传统的，就越是时尚的。令大家折服的一个例子，就是历来被边缘化、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的梨园戏，因为创作出《董生与李氏》这部佳作，不少远方的年轻人乘飞机前去观赏，竟成为一种时尚。

虽然任何一种艺术都很难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但能拥有一部分观众，尤其是比现在更多些的年轻观众，依然是戏曲界的奋斗目标。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发挥国家的政策利好，创造多种机会，让年轻人与民族戏曲亲密接触，让他们感受并领略戏曲何以能在世界戏剧之林独树一帜，其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理由究竟何在。只要戏曲界认真对待这件紧要工作，而不是敷衍了事，就有可能改变一部分年轻人与戏曲疏离的现状，培养出更多“粉丝”，甚至将来在他们之中还会产生新的戏曲工作者，为戏曲的繁荣发展建功立业。

同时，我们不应把青年的欣赏趣味作单向化、狭隘化理解，认为他们“喜新厌旧”或“喜旧厌新”。总的来说，古典美与现代美他们都需要。所谓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实质上都是当代艺术家在戏曲深厚传统基础上的新创造。比如《曹操与杨修》是从无到有，再如“青春版”《牡丹亭》的文本剪裁、音乐伴奏、表演与导演、服饰与灯光，都融入了当代艺术家的心血，是一种追求古典韵味的隐形化现代处理。有了古典美，还要有现代美，这样戏曲的道路才宽广。

一要美，有戏曲的、剧种的、声腔的、演员个人的独特之美；二要真与善，在陶冶性情的艺术欣赏中，感受到生活的、历史的、时代的某种真实感，这有利于观众的心灵建设。戏曲能做到真善美的有机结合，一定可以征服偏见或成见，赢得年轻人，也赢得更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周飞亚、王瑨《戏曲艺术与年轻观众》，《人民日报》）

材料二：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将推动艺术和文学向着更加开阔和自由的世界拓展，并在作家作品中形成时代与时代之间的代际感。

在艺术回归的时代，全媒体是技术，是背景，是视角，也是价值观和审美观，但它不是内涵和内容。它的内涵和内容仍然是人的身体、声音、情感，以及其所依附的乡土和家国，这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全媒体背景下的极其珍贵的个别性、独特性。我们可以拥有一万台相同的电脑，透过屏幕能映射出一万张不同的面庞。这一万张不同的面庞因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宗教而构成不同的表情。如果这一万台电脑映射出的是同一张面孔、同一个表情、同一种眼神，那么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就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人类在进入新世纪、新时代方才意识到，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现代化、国际化，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日益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在全媒体时代的文化风气当中，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向。各民族、各地域在任何时代都不像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这20年中，对本土文化予以如此高度的重视。再以舞台艺术为例，2015年在美国首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它所使用的音乐元素既非欧美的古典音乐，也非美国当下的流行音乐，而是古老的非洲乡土音乐，甚至是乡土歌谣。而恰恰是这种地域的、民间的歌谣和说唱艺术，构成了今天时尚的嘻哈音乐。音乐剧的发展也已逾百年，现在的百老汇，最好的剧场、最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使用的表演元素大都是最传统的，而这些最传统的表演元素显示出来的品质却是最现代的。

正像在中国一样，最古老的艺术、最古老的戏曲剧种，恰恰焕发出最现代的魅力，比如昆曲、梨园戏等。因此，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更加正视人的内心世界，更加正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传统和独特表达。从某种意义上看，回归就是创新，传播也是传承。创新需要内容的支撑，这个内容就是要在标准化、统一化的共同模式中展示个别性的传统。而传播本身的意义，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用更现代的科技手段有选择性地传播所要传承的文化内容。因而，传播本身就变成了传承。所以，当我们迎接全媒体时代到来之时，我们所要唤醒的恰恰就是向传统、向内心的回归，更加自觉地在全媒体的背景下展示出各自的独特性，这也是中国戏曲生命力的传承。

（摘编自罗怀臻《传统戏曲的全媒体生命力》，《光明日报》）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朴回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这种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就是在现代交通之下，全世界的经济已密切相关到成为一体时，美国还有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反对用人为的“计划”和“统制”来维持经济秩序，而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冥冥之中，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会为人们理出一个合于道德的经济秩序来的。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 野蛮”。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人们要满足需要相互合作的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者临时规划出来的。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 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国有着几千年悠久的文本发展史，并具有多元化丰富的文本解读传统，它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中。《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主张，诗歌的解读不能断章取义，曲解作品的原意，要在对诗歌全篇内容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去分析诗人写诗的主观意图。逆，解释为迎、求的意思。志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认为：以意逆志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这就是说，应该就作者的作品论作品，以作品的实际内容为依据去分析探求作者的思想。这种方法对于探求原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十分正确的，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文本的现实功能来讲，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任何一种阅读，都是具有当代性、功利性的阅读。读者都从现实的时代需求，去“断章取义”，开掘文本中有用的信息，加入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创造，并以此增加和累积作品的价值。《孟子·万章上》：“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品，就必须“知其人”和“论其世”，既要了解作者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审美趣味、道德品质，又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现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也有解释：“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其实，一个文本一旦完成，就开始具有独立的意义，而不再受作者主观解释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历史文本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解读者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求，以及解读者所处时代提供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工具。文艺学上常讲的作品（可供解读的文本话语和生发想象的各种意象）大于思想（作者的主观意图）就是这个道理。

（摘编自金振邦《多元视角中的文本解读》）

建构文学文本解读理念的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文学文本解读无效或者低效，是由于读者的心理预期状态的平面化，以表层的一望而知为满足。其实文学文本是一种立体结构，它至少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表层的意象群落，包括五官可感的过程、景观、行为和感性的语言等，它是显性的。在表层的意象中渗透着情感价值，这就构成了审美意象。正如克罗齐所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开情趣，都不能独立。”需要说明的是，意象中的情趣并不限于情感，更完整地说应是情志，趣味中包含智趣。表层的意象是一望而知的，但其潜在的情志往往被忽略。如柳宗元的《江雪》，如果把“钓雪”解读为“钓鱼”，就是被显性的感知遮蔽，把意象当成细节，消解了隐性的审美情志。其实，意象不仅是对客体的描绘，而且也是主体的表现，是主体的情志为之定性，甚至使之发生变异的，如清代诗评家吴乔所说，如米之酿为酒，“形质尽变”。此诗表层的形而下的钓鱼，为深层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所改变。前两句是对生命绝灭和外界严寒的超越，后两句是对内心欲望的消解。这是一种内心凝定到超脱自然、社会功利，自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

意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群落式的有机组合，其间有隐约相连的情志脉络，这是文学文本的第二个层次，可称之为意脉。其特点为：第一，意脉以情志深化表层的意象；第二，在形态和性质上对表层的整体意象加以同化；第三，意脉所遵循的不是实用理性逻辑，而是超越实用理性的情感逻辑。这在中国古典诗话叫做“无理而妙”，其具体表现为情感的朦胧性，不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情感的主观独特性更使它超越充足理由律：情感强烈时，往往是无缘故的。情感逻辑有时还以片面性与辩证法的全面性相对立：不管是爱是恨，都是非理性和片面的。遵循逻辑规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用理性准则是唯一的；而超越逻辑规律则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情感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第四，在具体的作品中，不管是小型的绝句，还是大型的长篇小说，意脉都以“变”和“动”为特点。在长篇小说中，事变前后大起大落的精神曲折和变异，乃是意脉的精彩所在。在绝句中，最动人处往往就是意脉的瞬间转换。意脉是潜在的，可意会而难言传。要把这种意味传达出来，需要具体分析具有原创性的话语。

保证审美价值最大限度升值的是文学的规范形式，这是文学文本结构的第三层次。深层的规范形式对于文学文本解读学极其关键，但学术界大都囿于黑格尔的“内容决定形式”说，把形式的审美功能排除在学术视野外。历代美学家出于哲学思维的惯性，总在主观和客观里兜圈子。睿智者如朱光潜、李泽厚、高尔泰等，都未能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未能意识到主观情感特征和客观对象特征的猝然遇合只是胚胎，没有形式就不能化胎成形，更不能达到审美的艺术层次。未经形式规范的情感，哪怕是真情实感，也可能是“死胎”。作家的观察、想象、感受及语言表达，都要受到特殊形式感的制约和分化，主观和客观并非直接发生关系，而是同时与形式发生关系。只有当形式、情感和对象统一为有机结构后才具备形象的功能。

（选编自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